自从周王朝东迁以来，礼仪、乐曲、征战与讨伐的权力都逐渐由诸侯掌握，周王依旧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尊崇地位。各地诸侯通过与神灵的盟约来标榜自己的霸主身份，而周王则为此授予正式认可。春秋时期，天子与霸主并存，共享王权的不同层面，表明“天”的神灵力量依然在实际政治中产生影响。夷夏关系，亦是春秋霸权的背景之一，在这一时期，夷夏之间既有争斗也有联合。其之间的界限，实际上比后来的历史更为模糊。进入春秋后，多个霸主的争霸使得夷夏之间的互动不断加深，推动了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。
春秋时期，虽然礼崩乐坏，社会动荡，但诸侯并未废除周王的地位，各国并没有自立为王并并立于天下。相反，霸主的出现表明了自殷商、西周以来的政治惯性仍在延续，周王与霸主在权力上平分秋色，各自肩负起不同的责任与义务，保持了“尊礼守信”的社会秩序。霸主的政治行为并非与天子背道而驰，反而是在天子的框架下与诸侯互动，彼此维护春秋时期的传统秩序，尽管礼乐破碎，但天下依然维持某种形式的秩序。
从周王与霸主的关系来看，西周时期周王是宗教、政治与军事的最高权力代表，是整个天下的主宰。而到了东周时期，周王虽然依旧掌握宗教祭祀权，但政治与军事权力逐渐交由地方的大国霸主与方伯执行，周王依然被视作天下之主。春秋时期，周天子和诸侯霸主对于“天”的信仰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治国理念，这一点可以从霸主与其盟国的从属关系看出，实际上传承了西周以来的政治架构。因此，周王和霸主的历史任务，都在于维护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，最终的理想是依据天命治理四方，令天下百姓安居乐业。
展开剩余71%周王的影响力在春秋时期逐渐减弱，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王权的衰落反映了周王履行天下责任的逐步减少。学界普遍认为，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：
第一阶段（公元前771年－前675年），周惠王即位前，周王仍旧享有天下共主的名号并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。自平王东迁以来，周王控制的领土虽然有所缩小，但依旧占据着太华、外方等重要的地理位置，这让周王在春秋初期依旧拥有相当的影响力。此时，周王派兵远征，调停诸侯间的争斗，确保了王室的威严。即使在诸侯如郑国与周王室交恶时，郑庄公仍然屡次表示臣服，显示了周王的威望。王室内没有大的内乱，也为周王保持了较强的权威。
第二阶段（公元前676年－前572年），周惠王至简王时期，王室因内乱而迅速衰败。惠王时期爆发的子颓之乱，成为周朝由盛转衰的标志，从这一时期开始，周王朝不得不依赖诸侯大国的帮助以维持其统治地位。随着虢国被晋国灭亡，周王朝的衰弱更加明显。随后的子带之乱，加剧了王室贵族之间的矛盾，使得周王对天下的控制日渐无力。
第三阶段（公元前571年－前475年），从周匡王到灵王时期，王室卿士之间屡次争权，最终失去了对卿大夫的控制。公元前520年，景王去世后，周王子朝发动叛乱，虽然得到晋国的援助平定，但这一事件表明了周王对天下的统治力已经大幅下降。
尽管周王朝的实权逐渐式微，但周天子始终保留祭祀权，这使得周王依然名义上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。即使诸侯大国实际上掌握了更多的实际权力，周天子依旧拥有不可忽视的政治象征意义。在春秋时期，霸主在“尊王”的名义下掌控政局，甚至在盟约和联合中，周王代表的地位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当遇到特殊情况时，周天子的昭封依然能够起到关键作用。比如公元前545年，齐国因与晋国的不和而请求周天子为其“筑墙”，以求借天子之威压制晋国；再如公元前479年，卫国的新君卫庄公向周敬王禀报，请求得到合法的承认。此类例子表明，尽管周王的实际权力有限，但其祭祀权和象征性地位仍然是各国政治运作中不可忽视的因素。
春秋时期的霸主共治天下，《春秋》记载的242年间，共发生了483次战争，450次朝聘会盟。这些战争和会盟大多围绕争夺霸权展开，其中王权的认可被视为霸权的底线。霸主之间的争斗，实际上是在周王的名义下进行的，春秋霸主争斗的核心，依旧集中在晋、楚之间的南北争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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